【龙应台】
　　编者按：
　　著名作家龙应台顷应北京中国青年报之邀，撰写「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一文。龙氏以其浓烈而极富感情的笔调，纵论当前两岸的异同，从历史的沧桑到现实生活的体验，都有极为细腻的描述。文中并对台湾如何从单一价值的威权体系，走到今天的多元缤纷，做了深刻的剖析。对大陆的读者而言，这应是继连宋访中行两次公开演讲之后，再一次的「台湾经验震撼」。
　　鉴于本文的历史意义，本报特征得作者同意，与北京中国青年报同步，在今天完整刊出。
　　◎「红灯记」在台北
　　二○○一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文革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二月八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文革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任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导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教育部长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文革样板戏意外引起共鸣掌声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采，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他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的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一九七五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一九五零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菁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相信绝对化只信统治者价值观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吶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
　　「野火」书出，一九八五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一个人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它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教育部长，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突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中国、日本，岛内民众各有所好，有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象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和其它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验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限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生活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遗。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台湾习惯情况再坏用选票扭转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整肃。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这条路的地基结构是清清楚楚的：台湾人已经习惯，情况再坏，总有下一轮的选举；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选票在他手里。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那么，如果生活方式的选择才是问题的关键核心所在，你跟他谈「血浓于水」、「民族大义」、「国家大业」等等大叙述，是不是完全离了题？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菁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出。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下愈况，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质量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 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连宋演讲在对的时地说对的话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四八二美金成长到五八二九美金，成长了十一倍。但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一直维持在四-五倍以下的水平。」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官方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担。
　　如果两人的大陆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权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费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讨好北京，不单会招来民进党的趁机挞伐，也会带来历史的审判。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对于生活在大陆的有思想的人们而言，也恰恰是他们最愿意为之奋斗、为之努力不懈的目标。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公元二○○五年／五月廿四日／香港

 

对于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时的那种片面和偏激，我是早就领教过的。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到美国工作，为了尽快让英语听力过关，每天趴在电视机前看新闻实事或脱口秀节目。起初，由于熟悉新闻背景，完全能够听懂的几乎只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说实话，从美国新闻里看到报道中国的新闻和他们的评论，确实很让人不爽。

即便在我自己把批评中国当作己任，自认通过批评自己的国家从而促使其进步就是最好的爱国的今天，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有时真想找人教训他们一下，可是找谁呢？西方的新闻媒体好像没有主管单位，看看他们如何整天批评甚至攻击总统和政府就知道了。特别是美国的福克斯新闻(FOX)攻击起克林顿夫妇，简直可以用极尽侮辱之能事。

但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美国遭受到911袭击，以及美国先后出名阿富汗和伊拉克期间，美国的各大新闻媒体包括CNN等都显得非常爱国。这真让我迷糊了。因为那时我也对美国媒体有了一定的了解，确实知道这些媒体是享受充分独立和自由的，和政府没有什么关系，更不是什么上下级关系。那么他们怎么都那么爱国起来？好像是白宫统一安排了舆论导向似的。

这个问题也就放下了，直到两个月前我到香港参加文学节，正好和前CNN驻北京首席记者芮贝卡（Rebecca Mackinnon）同台主持我的作品研讨会。芮贝卡父亲是汉学家，她自己说很流利的中文。她以前长期在CNN工作，从1992年到2001年在CNN驻北京站任首席记者。我最早见到她就是从电视屏幕上开始的。她目前在香港大学从事媒体教学工作。以她对CNN的了解，我想，我自然会为自己的问题找到最准确或者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在我们一起吃中饭时，我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说，一向对美国政府桀骜不驯的新闻媒体特别是CNN怎么一到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时就忽然爱起国来，弄得我不得不怀疑白宫有幕后黑手在操纵。我想，芮贝卡一向对美国的媒体拥有比较独立和公正的看法，对中国人民也持友好的态度，她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芮贝卡的回答证实了我的观察没有错。那段时间，CNN等美国大媒体确实“挺爱国的”。但她纠正我说，政府没有给压力，白宫更不敢干涉，也不会是因为CNN的老板是美国人这些原因，主要原因是有一双更加有力的无形的大手在操控。芮贝卡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向我解释。

阿富汗战争期间，她曾经带一个（日裔）摄影师前往阿富汗前线，为CNN作现场报道。她说，作为一名记者，她自然知道该报道些什么。当时，阿富汗战争刚刚打响，很多阿富汗人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当时芮贝卡所在地方（名字我记不起）正是遭受战乱的阿富汗穷人逃乱的必经之地。芮贝卡看不断涌来的阿富汗难民在美国的炮火下不得不逃离家园，扶老携幼，有的妻离子散。于是，具有敏锐新闻头脑和人文关怀心的芮贝卡把这些难民的真实生活都一一拍摄下来，不停地发回美国CNN总部。

就在芮贝卡以为找到了最好的新闻素材，干得正起劲时，来自CNN的指令下来了。指令要求芮贝卡少报道一些这些（难民）——这些被美国炮火赶离家园的难民潮对于美国那场反恐战争来说毕竟是负面的消息。CNN总部希望芮贝卡多报道一些来自阿富汗前线的能够激励美国人爱国心的新闻。CNN总部的理由很简单：观众不爱看那些难民，他们要看反恐的，爱国的。

芮贝卡给我讲这件事后有些无奈，她说，现在你明白了，CNN为什么爱国了吧。不是政府让他们爱，更不是他们那些老板良心发现突然想爱国，而是因为当时美国观众 们在911后正在爱国的兴头上，不喜欢看那些“不爱国的”——如美国发动的战争造成的大量的难民。

当时CNN的对手福克斯新闻（FOX news）狂热地支持布什政府（福克斯一直为难克林顿政府），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CNN处于明显的劣势。为了迎合美国主流的爱国激情，CNN不得不放下一些原本够料的新闻，而去报道能够激起美国人爱国热情的东西。

芮贝卡后来离开了CNN，我想这也许就是原因之一，她对于那些超级的国际大媒体持一定的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往往为了收视率，为了广告，为了迎合主流人群而放弃一定的新闻原则。

现在不妨把话题转到最近CNN主播卡弗蒂的辱华事件上，我想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和认识谈一些看法，与网友商榷。

1）卡弗蒂的话是不是辱华？

我一早就从网络上看到了卡氏的那段话，今天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核对了英文原文。从我自己的理解来判断，卡氏的讲话确实侮辱了中国人民，他可以说自己没有把话说清楚，那个“他们”可以指中国政府也可以指中国人民。然而，从话语的上下文来看，卡氏说他指责的是中国政府这件事有些牵强。所以，可以这样，卡氏的话是严重地辱华，而且带有种族主义的偏见。

我们回过头来分析，卡氏为什么在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后辩称他是批评中国政府呢？原因很简单，按照西方媒体的标准，任何媒体和新闻人都有批评政府的权力，至于批评的是否有证据，是否正确，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媒体拥有批评甚至攻击政府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为自己辩解时，卡氏率先抛出了这一点。

卡氏当时说了一长串的话，是关于贸易和“中国产品是垃圾”的。我认为说中国产品是垃圾并不构成辱华，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都是很便宜的，相对于欧洲进口的自然质量不高，而且也出现了一些安全问题（据说美国最近要公布中国产品安全问题调查），所以，一个新闻主播带着激动的情绪说“中国产品是垃圾”并不构成什么辱华事件，听说一些公司要起诉，没有这个必要。可是，这位卡氏话锋一转，就说到中国人身上，什么五十年来都是——

这句华，无论按照中国标准，抑或是美国标准，都超越了一个新闻主播的底线，不单单是侮辱中国人，而且带有严重的种族歧视了。卡氏在这句侮辱的话语里虽然使用了一个时间概念（“近五十年”），这也就成为他强调的他在攻击“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的依据。

无论卡氏如何辩解，中国人这一次是有理由要求道歉的。问题在于：我们该使用什么方法对付CNN？

2）CNN为什么对中国政府的抗议和愤怒的中国民众漫不经心？

中国外交部连续三次提出严厉交涉，谴责并督促一个私人媒体CNN做出真心的道歉，中国大陆网络爱国者也大张旗鼓口诛笔伐，更有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特别是留学生举行了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真可谓众志成城。

可是迄今为止，不但西方媒体鲜有报道，而且CNN也按兵不动。确实让人费解。然而，结合我上面的故事——CNN为何忽然爱国来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无论西方媒体如何标榜新闻自由，讲究职业道德，他们充其量还是一个赢利的跨国大公司，他们也有上帝——就是他们的观众，也就是暗中操控他们的那只无形的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抛开自由民主等这些核心价值不表，西方媒体要供奉起来的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广大的西方观众。当然，这和他们崇尚民主自由并不一定矛盾，因为西方的绝大多数观众已经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理念。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CNN的情况，它的上帝——观众在哪里？很显然，现在起来抗议他的中国人，几乎一个都不是他的观众。中国大陆民众根本不允许看CNN，CNN的收视率自然从来不把中国的观众统计在内。

CNN的衣食父母，和控制它的那只巨大的手——观众几乎全部在中国大陆以外，那么，中国外交部目前连续三次提出抗议，中国民众群情激愤，在外面的观众——特别是西方的观众看来，又是什么情况？

问题就出在这里。目前从中国大陆网络到中国外交部以及席卷全球华人圈的谴责和抗议CNN的活动，看在CNN的观众，特别是西方的观众眼里，对CNN不但没有损害，甚至正在直线提高它的收视率。我想，就这一点来说，CNN的高层也许此时正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直乐。

中国网民、外交部和全球留学生抗议CNN事件不但CNN本身鲜有报道，其他大的电视台如FOX和BBC等也很少报道，为什么？这当然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但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举例说，当FOX报道CNN遭到13亿中国人的抗议的时候，那么十有八九的正在观看FOX的观众会立即转台去看看CNN 到底出了啥事。而且，还有一个让我们难堪的现象就是，在目前西方人眼中，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记者动辄因言获罪。于是，头脑简单的西方人也就会以此反推：得罪这样一个国家，能够惹得没有新闻自由的13亿人愤怒的CNN，一定是我们西方为之自豪的新闻自由的榜样。此时不看，更待何时？

我的分析当然不是全面的，只是就某一方面深入浅出。但是，我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那么，这样分析下来，是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被一个电视台的主播侮辱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就要忍受？就要不了了之？

那也未必，外交部发言人说得好：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3）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在我提一些建议前，我首先表明，外交部目前连续三次严重交涉，以及一些民众自发组织抗议，都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但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或者说从长远来说，我们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又或者说，我们是否还有更见效的方法？这些都应该群策群力。

我提几个看法：

第一， CNN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媒体，它的触角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可想而知，它在中国自然也有办事处，而且业务量也不会小。这就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如果它不配合我们的要求真诚道歉的话，我们把它赶出中国。那样对于一个世界性的大媒体，被赶出了有13亿人口的中国，自然是损失惨重的。可是，这种方法绝对不能用，因为这种方法在世界上造成的对中国政府形象的损害相比于我们赶走了一个私人媒体获得的尊严要大得多，得不偿失的事我们不能做。更何况今年是奥运年。

第二， 按照我的分析，CNN之所以对中国外交部的抗议和民众的声讨置若罔闻、漫不经心，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但不影响它的收视率和经济收入（主要是广告），而且甚至有可能让它在西方获利。从这里我们看出来，就算如CNN这样的超级媒体，剥掉了冠冕堂皇的外衣（新闻自由等），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企业，一个追逐利润的公司，为老板和股东赚钱赢利是它的目标。那么，中国是否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我想还是有的，据我观察，CNN的大量广告来自中国大陆和华人世界，如果CNN不对辱华事件做出更真诚的道歉和处理，如果中国人够团结的话（真像愤青们说的那么团结的话），威胁CNN，停止所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华人世界的广告，将会对CNN造成巨大的打击。

第三， 但那绝对不是致命的一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办法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说卡弗蒂是有名的大嘴巴，也是“臭嘴巴”，他不但辱华，也侮辱过无数的人包括美国人，可是，我们即使通过抗争，让CNN解雇了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们能够改变什么？我们能够改变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吗？能够保证不会有更多的卡弗蒂出现在西方人的电视台里？我们当然不能，西方媒体不可能因为一个不发达地区的一些侨民和留学生的抗议，就改变他们上百年来形成的新闻模式和理念。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方法倒是有，不过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那就是从操控西方媒体的那只无形的大手入手——也是西方媒体的上帝——西方观众、西方民众入手。增加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把中国开放给西方普通民众。

俗话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按说，西方媒体敢于屡次歪曲对中国的报道是有西方民众撑腰的，或者说有民众的基础。说到这里，有人也许就说了，西方民众不是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国吗？那不是恶心循环？话是这样说，但却不尽然。因为在西方包括美国毕竟还是有新闻自由的。至少，如果你愿意，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在全美国都可以收看得到，没有人会屏蔽你。这些年中国人在西方媒体投入的钱，明里的暗里的，不可谓不多，就拿中文报纸来说，基本上都能够越来越多地正面报道中国大陆，越来越多华人媒体转向，开始走上正确引导华人的舆论导向这条路。

西方观众如果想看，中央电视台的英文节目也是完全可以看到的，但据说世界上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是我们的新闻联播，可在美国除了搞情报的以及那些和中国大陆做生意的华人外，很少有人会去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这并不是让我们值得骄傲的。中国大陆的朋友大多想看海外的新闻节目却看不到，而西方人可以看到中国的新闻节目却根本没有人愿意看。

虽然说我们的新闻媒体具有中国特色，但不要忘记，新闻媒体本身就是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我们虽然谴责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的新闻，但却不能把自己孤立于西方媒体之外。西方媒体在舆论监督，民意表达，以及报道真相上，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中国想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想从坐在电视机前的上帝——观众入手，彻底解决问题的话，还应该在自己的新闻媒体的改革上加大力度，学习西方媒体的积极一面。放弃一言堂，放弃只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模式，放弃把新闻当成喉舌，当成说教的工具——

也许有人会问，你说的这些和我们面临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吗？当然有，也许不能立即解决问题，但却能够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我们中国一向是可以用大钱集中起来做大事的，可是，迄今为止，13亿人的大国怎么就无法弄出一两个国际性的媒体？在美国开办电视台和办办报纸都是绝对自由的，我们为什么办不起来？没有人看，为什么没有人看？如果我们拥有能够得到世界观众信任的媒体，就能够把更公正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以上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在我们发现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存在偏见和偏激的时候，我们是否反省过，中国大陆的媒体是否对世界也存在严重的偏见和偏激？

我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对世界的歪曲和偏激也是让人胆颤心惊的。要知道，我这里不是小看CNN，以我对他们的理解，他们那个辱华节目的收视率并不怎么样，而且，就算西方观众听见了他的辱华，也不会太介意，影响也很有限。而且美国观众有很多选择，甚至有权选择看你的中央电视台。

但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媒体就不同了，基本上是一个声音说话，所以，以前出现过关起门来，八亿人民激动兮兮，一个个磨拳擦掌准备解放全世界的奇观。现在当然好多了，但还远远不够。

一个在自己的国家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的，言论自由还有待发展的国家，且不要说在面对世界时会显得过于简单、易于愤怒，容易受伤，而且也是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民众真心地尊重的。

还有一个事情不能不提，因为看到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特别是留学生涌上街头抗议西方媒体的对中国的偏见，我很高兴，因为对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但我们大家激动之余都不要忘记，西方民众了解中国不仅仅是通过那些西方媒体，而且更主要的是通过住居在他们国家的华人华侨以及特别是中国留学生。

说到这里，也该结束了，我只希望最后我们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也要问自己一句：除了这一次我站出来抗议西方的媒体歪曲报道中国、表达爱国之外，我平时在西方的一言一行和所作所为，是否能够让西方人看到一个和平、文明和尊重人权与普世价值的中华民族的身影？而且我再问一句：通过这次我们全球总动员来举行针对一个CNN的游行示威后，西方媒体也许会有所收敛，但那些媒体的上帝——西方民众到底会如何看待我们？！

杨恒均 2008-4-22

 

——本文转载自国内网络文章

      一个人爱什么、不爱什么，怎么去爱、怎么去不爱是最基本的自由，只要基于此的行为没有损害到他人的利益，别人无权干涉，更何况是强迫。越小的事物越容易去投放自己的好恶，就像喜欢一只松鼠、讨厌一只蟑螂，来得全不费工夫。对于越大越复杂的概念，越该记得自己有选择的自由。例如，我痛恨日本民族性里好战的那部分、恶心日本古今文化中对女性身体及气质的规训，我同时喜欢并感激细腻深刻的经典日剧和可爱卡通、还对精巧体贴的文具等日本设计的小玩意儿爱不释手。同理，我热爱中国的语言文字以及未受落后封建观念荼毒的诗词歌赋小说，但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里我痛恨的东西也很多，你恒不能逼我一古脑儿爱了去。中国风气里至为可怕的一点就是容不得半点“不同”，不管该“不同”出自感性还是理性，殊不知“和”的基础正是“不同”。首先，我爱的并非中国的全部（不是指领土），我不能装做爱它所有，那是虚伪和下贱。其次，我以我的形式去爱、去关心，我的付出，不愿受别人的摆布！
      一种形式不会因它打了“爱国”的旗号和召集了更多的人就比另一种更有理性，否则文革和纳粹就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中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性只能用理性去解释和证明。一个话题摆在你眼前，应当尽可能寻求相对科学可信的资源去了解它的全部背景资料，再通过独立思考去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而不是无条件接受别人的想法、说法和做法，再成群结队眼红泪奔摇旗呐喊。西方个别媒体的“不实报道”就该举80后愤而反之，那国内媒体的不实报道呢？国内罄竹难书的制度缺陷、落后观念和社会问题呢？该被愤、该被反的东西海了去了，这空前一个“勇”字是怎么打这儿长出来的？
      “红，是蔷薇任性的结局。红，像唇上滴血般怨毒。”林夕十年前为哥哥写的词，从来没肤浅到停留在形容美貌的层次。不是个没遭受过浩劫的国家，不是个没饱尝过代价的民族，咱不扯如何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毕竟只有过逆境里自学成才的经验教训，但至少请尊重你自己独立思考、自由选择和真情流露的权利，这是在非文革类浩劫阶段做为人最基本的权利。
      如果我是中国，我不希望我的人民因为别无选择才来爱我。我希望他们是衷心的、热忱的，或因我美、或因我善、或因我通明透亮、或因我丰富多彩，或因我可爱的那部分引人太深，或因我可恨的那部分瑕不掩瑜，如此等等。如果我是中国，我不要他们因无知其他各地的可爱才只能来爱我，我不要他们因被教训被逼迫才不敢不爱我，我更不要他们从未想过爱是何物就嚷嚷着爱我，为我流汗流泪流血。没有了真诚和自由的爱不值一文，我收集十几亿来何用？如果我是中国，我盼望并祝福我的人民每一个都在政治和经济上活得更像人，都听得进去理性的声音，即使还说不出来。如果我是中国，我不会把所谓“崇洋媚外”看得有如洪水猛兽，偌大一个民族，谁想走我就让他走，真正属于我、爱我的人自然会为了我付出，不管是留守建设还是海外争光，只要这形式是他自己独立思考和自由选择的结果，我应尊重他、帮助他，而不是从制度和道德上给他任何禁锢。如果我是中国，我会承认自己的历史文化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科学、不民主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我请求我的人民不要盲目地爱我全部，请求他们帮我把这些恶的部分挑选出来，永久性地删除。总而言之，如果我是中国，我愿我的人民真诚地、科学地、有建设性地爱我，我不要他们有口无心、有勇无谋、有心无力。可惜我不是中国，我只是一个人，一个从未停止也永不放弃思考的中国人。

 

——转载自http://dreamsnactions.spaces.live.com/default.aspx

 

     当初北京奥组委费尽苦心为2008奥运会选定一条主题宣传标语的时候，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一语成谶，在“One World One Dream” 的漂亮口号下，确是活生生了上演了一幕幕展示世界人民不同梦想的好戏。这次奥运会的前奏已然精彩开始，只是绝非我们所期待的那种调子罢了。

　　回过头来再斟酌奥组委的主题标语，实在太不明智。号召同一个梦想，实际上具有某种倡导普世价值观的意义蕴含其中，而这项重任绝对不是以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就可以承载得起的。试问，我们有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吗？有引领世界广受赞誉的政治文明吗？儒家文化具有明显优越于基督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吗？没有。

　　去年底cctv某主持人上演了一出重量级的家庭纠纷，即在cctv奥运频道的开播仪式上我们无意间听到了胡紫薇女士一句惊世之语：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真乃精辟，长期以来中国之所以常能被称之为大国，理由无非是地大、人多、皇历本厚嘛。除了这老三样，我们哪一点可以配称之为大国？近现代以来中国对世界作出了什么贡献？我们又给全人类输出了什么价值观？是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吗？是我们的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的重要思想吗？是我们“枪杆子里出政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法宝吗？是我们的“不许干涉别国内政”和“主权高于人权”的外交原则吗？。。。。。。还是没有！

　　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不得不借用外交部发言人常用的一个汉语词汇来表达我们的疑问，北京奥组委到底是哪个筋搭错了，“悍然”选用了这样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口号。这口号的份量之重，重到可能要将我们自身压垮。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多么诱人的理想，可是我们居然无法赋予这个梦想更多的实际意义。我们甚至无法提出一个可以有更广泛代表性的目标，使之足以承载所有运动员的共同愿景。在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背后，我们分明看到了另一番现实图景。有的运动员为国家荣誉而挥撒汗水，有的运动员为实现自我而努力拼搏；有的运动员视运动为生命，有的运动员把竞技体育当饭碗。有的运动员被纳税人的钱和举国体制供养，是国家的金牌战略工具；有的运动员则自掏腰包请教练，参加比赛只为追求奥运真谛。有的人借奥运工程获取名利，有的人为奥运精神默默付出。

　　一个小小的奥运赛场尚且如此纷繁复杂，那么放眼世界呢？共同的梦想又在哪里？

　　还是回到与北京奥运有关的几个事件吧。西藏问题、苏丹达富尔问题、国内奥运背景下滋生的维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言论管制问题等等，我们从未与主流世界达成共识，更别说与他们拥有同一个梦想。我们声称，奥运会不该与政治挂钩，但事实很残酷，奥运从来未曾与政治脱钩过。我们政府自己亦无法做到，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北京奥运的政治意味非常浓烈。

　　梦想很美好，但现实很残酷。中国举办奥运会，并将其看成是民族复兴的一个象征符号，同时也是执政当局进行政治炫耀的理想平台。我们曾经信誓旦旦的要将北京奥运会办成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但是就目前看来，北京奥运命运多舛，真可谓出征未捷身先死。我们虽精心选择安排了的最清静的全球奥运传递路线，仍然在不少地方遭到前所未有的抵制和干扰；我们向世界各国政界首脑广发英雄铁邀请参加开幕式，然而却被大量西方国家首脑委婉拒绝。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奥运召开仅仅剩下百余天的关键时刻，政府为了保全西藏事件上的政治颜面和舆论主动，竟然不惜故伎重演重新捡起那个“一次性夜壶”，有意的引导民间舆论掀起一股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真可谓愚蠢至极。试问，此举将在世界各国的运动员中造成何等印象？谁会愿意去一个义和团暴民遍地可见的国家参加比赛？

　　目前的一切迹象表明，北京奥运会将不会由于空前的成功而被载入奥运史册，它将不幸沦为众多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事件的一个载体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却已经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为奥运准备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唯独没有准备的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政治和舆论环境和具有开放意识和成熟心态的大国国民。北京奥运会还没有正式开始，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已可以盖棺定论。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这值得每个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爱国青年去探究。

　　杭州 Shiguoliang

3月18日，奥巴马在费城就美国种族问题发表演说

——3月18日，美国联邦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费城(Philadelphia)就种族问题发表演讲。以下是讲稿的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讲稿由奥巴马竞选团队提供。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

 

221年前，在至今仍在对面街头屹立的建筑物大厅内，一群人聚集一堂，以这寥寥数语，开始了美国疑难重重的民主实验。在持续至1787年春天的费城制宪会议上，农夫和学者、远涉重洋前来躲避暴政和迫害的政治家和爱国者发出的独立宣言终于成为现实。

 

他们制定的文件虽最终签署完毕，但仍属未竟之业。这个文件被美国奴隶制的原罪所玷污，但因各殖民地对此意见不一，制宪会议陷入僵局。最后开国元勋们决定允许奴隶买卖至少再继续20多年，留待后人拿出最终解决方案。

 

当然，对奴隶制问题的回答已经被纳入这部宪法 ── 宪法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为核心；宪法要求保障人民的自由、正义，以及一个可以而且应该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的联邦国家。

 

然而，纸上的文字不足以打碎奴隶的枷锁，也不足以使各种肤色和信仰的美国男女公民充份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为缩小我们的理想境界与各时代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继续抗议，继续奋斗，在街头和在法庭，通过内战和公民抗争行动，且往往需要冒极大的危险，自觉自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就是我们在这次竞选活动开始之初确定的任务之一 ── 继续我们先辈走过的漫漫征途，走向更公正、更平等、更自由、更有关爱之心和更繁荣的美国。我选择在历史上的这一时刻竞选总统，因为我坚信，除共思解厄之策之外，我们无法迎接我们的时代面临的挑战 ──除非我们使我们的国家日臻完善，懂得我们或许各有各种不同的经历，但我们怀有共同的希望；我们或许外貌不同，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都希望朝同一个方向前进 ──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这一信念来自于我对美国人民的浩然正气和慷慨大度的笃信不疑。这一信念也来自于我本人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经历。

 

我是肯尼亚(Kenya)一黑人男子和堪萨斯(Kansas)一白人女子的儿子。我在白人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外祖父度过了大萧条时期，二战期间在巴顿(Patton)的部队服役；外祖父赴海外服役期间，外祖母在莱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一个轰炸机装配线上工作。我曾在美国一些最好的学校就读，也曾在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生活过。我与一美国黑人结婚，她身上流着奴隶和奴隶主的血，我们又将这一血统传给了我们的两个宝贝女儿。我有各种族和各种肤色的兄弟姐妹、甥舅叔侄和堂兄表妹散居三大洲。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在全世界任何别的国家都不可能有我这样的经历。

 

这种经历并没有使我成为最符合标准的候选人，但在我的基因里烙上了这样一种观念：这个国家超越了其各组成部份的总和 ── 纵有万千之众，我等实为一体。

 

与预期的情况相反，在这次竞选活动的第一年，我们发现美国人民多么希望聆听呼唤团结的声音。尽管有人总会纯粹通过种族的过滤镜看待我的候选人地位，我们还是在一些白人比例最高的州赢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在至今依然飘扬着邦联旗帜的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我们建立了美国非洲裔和美国白人的强大联盟。

 

这并不是说种族问题没有成为竞选的一个议题。在竞选的各个阶段，有些评论员或认为我"太黑"，或认为我"还不够黑"。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初选前的一星期，我们看到种族紧张关系激起的涟漪。新闻媒体从投票后民调结果中竭力搜寻种族分化的最新证据，不仅涉及白人和黑人，而且涉及黑人和棕色人种。

 

然而，近两个星期，竞选中有关种族问题的讨论出现了特别重大的分歧。

 

根据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我们听到有人以暗示的方式说，我参加竞选在某种意义上是平权计划(affirmative action)的一种实践，纯粹以自由派人士希望廉价获得种族和解的天真愿望为依据。根据另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我们听到我以前的牧师杰里迈亚·赖特(Jeremiah Wright)用煽动性语言发表的言论，其观点不仅有可能扩大种族分歧，而且有损于我国之伟大和美德，自然引起白人和黑人两方面的不满。

 

赖特牧师引发了这样的争议，我已经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批评了他的言论。然而，对某些人来说，一些使其感到困惑的问题仍挥之不去。我过去是否知道他有时激烈地批评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当然知道。我在教堂听他布道时，是否曾听到他发表会被认为有争议的言论？听到过。对他的很多政治观点，我是否有强烈的不同看法？一点不错 ── 我可以肯定，你们中间的很多人也曾听到你们的牧师、神父或拉比发表你们十分不同意的观点。

 

但是，引起最近这场风暴的言论不仅仅具有争议性，也不仅仅是一位宗教领袖对其认为的不公正大张挞伐的行动。更重要的是，这些言论以严重扭曲的方式看待我国 ── 认为白人种族主义盛行，美国的不足之处被无限夸大，美国一切众所周知的好的方面被无限贬低；认为中东冲突的主要根源是以色列这样的坚定盟友采取的行动，而不是伊斯兰激进主义倒行逆施的仇恨性意识形态。

 

为此，赖特牧师的言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会制造分裂，在我们需要团结的时候制造分裂；在我们需要同心同德解决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借种族问题发难 ── 这些问题包括两场战争、恐怖主义威胁、经济下滑、长期的健保危机和有可能造成严重破坏的气候变化等。这些问题既不是黑人的问题，不是白人的问题，不是拉美裔的问题，也不是亚裔的问题，而是我们大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鉴于我的背景、我的从政经历、我明确表明的价值观和理想，毫无疑问我批评上述观点的声明对某些人来说仍不足为训。他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原来就与赖特牧师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不参加别的教会？坦率地说，假设我对赖特牧师的了解完全来自电视和You Tube反复播放的那些布道录像，或者假设"三一联合基督教会"(Trinity United Church of Christ)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某些评论员喋喋不休的讽刺性描述，毫无疑问我也会有差不多类似的反应。

 

但真实的情况是，我对这个人的了解不仅如此。我在20多年前首次见到的这个人引导我信仰基督教，教导我有责任相互爱护；有责任照顾病弱，扶助穷人。这个人曾作为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为国效力；曾在美国一些最好的大学和研究班学习和讲课。30多年来，他主持的教会一直为社区服务，在人世间施上帝之仁── 收容无家可归者，为人们解危济困，提供日托和奖学金服务，赴监狱传经布道，援助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等。

 

在我的第一本书《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中，我描述了我在三一教会第一次听牧师布道的感受：

"人们开始呼喊，从座位上站起来，鼓掌欢呼，牧师的声音在一股强劲的风流中回荡，直冲教堂屋椽……只听见一个单词 ── 希望！── 我从中听到了弦外之音；在这个十字架脚下，在全城成千上万的教会里，我可以想象，普通黑人的经历已经与大卫(David)和歌利亚(Goliath)、摩西(Moses)和法老(Pharaoh)、狮穴里的基督徒、《以西结书》(Ezekiel)中的遍地骸骨交汇融合。这些情景关乎生存、自由和希望 ── 已成了我们的经历，我的经历；洒下是我们的血，流下的是我们的泪；直到如今阳光明媚的日子，这个黑人教会再次宛如一艘航船，承载着一个民族走过的历程，驶往未来的世代，奔向更广阔的世界。我们的磨难和胜利既独特又具有普遍性，既是黑人的经历，又不仅仅是黑人的经历；回首我们的历程，种种经历和歌声使我们获得重寻记忆的途径，我们无需为往事感到羞愧…… 可能值得全体人民探究和珍视的记忆 ── 我们不妨以此为起点开始重建。"

 

这就是我在三一教会的感受。如同全国其他黑人主流教会一样，三一教会代表了整个黑人群体 ── 医生、靠福利为生的母亲、模范学生、昔日的街头帮派成员等等。如同其他黑人教会一样，三一教会的诵经活动充满了喧腾的笑声，有时还参杂着不登大雅之堂的幽默。这些活动时时伴随着舞蹈、掌声、尖叫和呼喊，在不习惯的人听来可能显得刺耳。教会可谓千人千面，包罗万象，有慈祥和凶残，有极度聪明和令人吃惊的无知，有奋斗和成功，有爱和认同，有怨恨和偏见，凡此种种构成了美国黑人的整体。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我与赖特牧师的关系。尽管他并不完美，但他对于我有如亲人。他坚定了我的信念，担任我的证婚人，为我的孩子施洗礼。在我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从未听他用砥毁的言辞谈论任何种族群体，也从未以不礼貌和不尊重的态度对待他所接触的白人。他本身也带有他辛勤服务了许多年的群体存在的矛盾 ── 包括好与坏两个方面。

 

我不能切断与他的联系，如同我不能切断与黑人社区的联系。我不能切断与他的联系，如同我不能切断与白人祖母的联系 ── 她是将我抚养成人的妇女，为我一再做出牺牲的妇女，一位爱我如同爱世间一切的妇女，但也是一位曾经承认对街头擦肩而过的黑人男子感到恐惧的妇女，一位不只一次因流露出种族或族裔成见而令我颓丧的妇女。

 

这些人与我息息相关。他们也是我挚爱的美国的一分子。

 

有些人会认为，这些话是在替根本不可原谅的言论辩解或开脱。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政治上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这段插曲成为过去，但愿从此销声匿迹。我们可以指责赖特牧师心态偏激，属蛊惑人心之徒，如同有些人在杰拉尔丁· 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最近发表言论后指责她带有某种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一样。

 

但我认为种族问题是这个国家当前绝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否则我们就可能重蹈赖特牧师布道时的覆辙，对美国存在的问题发表触犯众怒的言论 ── 以简单化、带有成见和夸大其词的方式看待消极的方面，以至达到歪曲事实的程度。

 

事实是，这几个星期出现的言论和问题说明这个国家种族问题的复杂性，而我们从来没有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真正尽已所能 ── 这是我们联邦国家尚待完善的一个方面。现在我们如果回避问题，如果简单地退守各自的阵营，就永远不能齐心协力地应对医疗、教育以及使每个美国人都找到好工作等方面的挑战。

 

要认清这个现实，就必须谨记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曾经写道："过去并未死亡，也未被埋葬。事实上，过去甚至并没有成为过去。"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列举这个国家种族不公正的一桩桩往事。但我们的确有必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今天美国非洲裔群体存在的诸多差距可以直接追溯到早期前辈们因受奴隶制遗毒和吉姆·克罗(Jim Crow)之害遭受的代代相传的种种不平等。

 

以往受种族隔离之害的学校成为劣质学校，现在这类学校依然如此；在布朗诉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发生5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没有消除这种现象。他们提供如此劣质的教育，不论以前还是现在，都造成了今日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之间普遍存在的学业鸿沟。

 

以往合法的歧视行为 ── 往往以暴力手段阻止黑人拥有地产，不向美国非洲裔业主发放贷款，不让黑人房主享受联邦住房管理局(FHA)抵押贷款，不让黑人加入工会、警察和消防所 ── 意味着黑人家庭无力聚敛任何值得传给子孙后代的财富。历史说明了黑人与白人之间出现财富和收入鸿沟的原因，也揭示了今日许许多多城市和乡村地区贫民窟高度集中的根源。

 

黑人男性缺少经济机会，因无力养家糊口而感到羞愧和沮丧，导致黑人家庭每况愈下 ──多年来，福利政策可能已使这个问题更形恶化。许许多多的城市黑人社区缺乏基本服务 ── 供儿童玩耍的公园、执行巡逻任务的警察、定期收垃圾的服务以及建筑规范的执行 ── 都促成了暴力、衰败和疏漏的恶性循环，至今仍继续对我们造成困扰。

 

赖特牧师及其同时代的美国非洲裔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中成长的。他们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长大成人，当时这个国家仍在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人们的机会也受到高度制约。但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有多少人因受到歧视遭遇失败，而在于有多少男性和女性战胜了困境；有多少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为我这样的后来者开辟了一条道路。

然而，在所有这些人付出大量血汗实现自己的美国梦的同时，还有很多人没有成功 ── 可以说，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最终都被歧视击垮。失败造成的影响也延续到后代子孙 ── 我们看到那些年轻男子，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子，在街头巷尾游荡，或在我们的监狱里熬日子，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和憧憬。即使是那些功成名就的黑人，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也继续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的世界观。对于赖特牧师同时代的男男女女，对羞辱、疑虑和恐惧的记忆并没有淡出；那些年代留下的愤怒和怨恨也没有消逝。这种愤怒可能不会在公共场合显露，也不会向白人同事或白人朋友表示。但在理发店和饭桌上却可以听到这种声音。这种愤怒情绪有时也被政治人物利用，以种族为争取选票的砝码，或借此为自己的失利开脱。

 

星期天上午在教堂的讲坛上和坐席间，时而也会听到这种声音。很多人听到赖特牧师在几次布道时表露的愤怒情绪，不免感到惊愕，其实这不过是验证了一句老话：美国生活中种族界限最鲜明的时刻是星期天上午。这种愤怒情绪往往适得其反；事实上，这种情绪经常会分散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精力；使我们难以正视我们自身状况的复杂性，妨碍美国非洲裔群体结成实现真正转变所必需的联盟。但这种愤怒切实存在；而且影响巨大；单凭主观愿望否认其存在，在不了解其根源的情况下横加指责，只能加深不同种族之间业已存在的误解。

 

事实上，一些白人群体也怀有类似的愤怒情绪。大多数属于劳动阶层和中产阶层的美国白人并不觉得他们作为白种人享受到了什么特权。他们走过的历程就是移民走过的历程 ── 因为对他们而言，没有人赠与过他们任何东西，他们完全是白手起家。他们一辈子勤恳工作，到头来却有很多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作被输出到海外，苦干了一生养老金却付诸东流。他们深感前途未卜，渐渐与自己的梦想失之交臂；在这个薪酬不见增加的全球竞争时代，机会被视为一种零和游戏，你的梦想成真就意味着我的梦想破灭。因此，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子女只能乘校车到城镇另一头的学校上学时；当他们听说，为了纠正不平等现象，一名美国非洲裔得到照顾，获得一份好工作或被一所好大学录取，但那一段不平等的历史根本不是他们的过错时；当他们对城区犯罪活动的忧虑被说成是某种偏见时；不满情绪便一天天加深。

 

与存在于黑人群体的愤怒情绪一样，这些不满情绪往往不会在相互礼遇的场合显露。但这种不满对至少一代人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影响。对于福利政策和平权法案的种种不满促成了里根联盟(Reagan Coalition)的形成。为了赢得选举的胜利，政界人物经常利用人们对犯罪的恐惧心理。谈话节目主持人和保守派媒体评论员不惜付出一生的精力批驳对种族主义的不实指控，与此同时却认为对种族不公正和种族不平等的正当讨论只不过是所谓社会规范(political correctness)的问题或逆向种族主义的表现。

 

正如黑人的愤怒情绪往往适得其反，白人的这些不满情绪也导致注意力的转移，忽视了中产阶层的压力的真正根源 ── 以内线交易、有漏洞的会计制度和贪图眼前利益为特征的公司文化；华盛顿被游说团体和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局面；只考虑少数人利益而不顾广大民众利益的经济政策。然而，仅凭主观愿望要求美国白人抛弃不满情绪，断言他们受人误导甚至给他们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但同时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深切忧虑是合情合理的 ── 也加深了种族鸿沟，阻碍了通往相互理解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多年来，我们始终处于种族僵持的局面，难以自拔。与某些人对我提出的批评恰恰相反，不论他们是白人还是黑人，我从来没有天真到以为单凭一届选举，单凭一名候选人参选，就能超越种族差异，更不用说是象我这样并不完美的候选人了。

 

但我执着地表明一个坚定的信念 ── 这个信念植根于我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美国人民的信心 ── 只要齐心协力，我们便能愈合一些历史遗留的种族伤痕。事实上，若想在完善联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们无其他选择。

 

对美国非洲裔群体而言，这条道路意味着承受我们的历史重负，但不做历史的牺牲品。这意味着继续坚持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享有公正待遇的要求。但也意味着将我们的具体诉求 ── 要求改善医疗、教育和就业状况等，同全体美国人民的共同追求相结合 ── 为打破玻璃天花板而艰苦奋斗的白人女性、被解雇的白人男子、忙于养家糊口的外来移民等。这意味着对自己的生活承担全部责任 ── 要求做父亲的尽更多的义务，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子女，读书给他们听，让他们懂得虽然在今后的生活中可能遇到困难和歧视，但绝不能丧失希望，绝不能消极厌世；必须始终坚信能由自己书写今后命运的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典型美国式的 ── 而且的确属于保守派的 ── 自助观念也经常在赖特牧师的布道词中出现。但我从前的这位牧师往往无法理解的是，依靠自助同时也需要相信社会能够发生嬗变。

 

赖特牧师的布道词存在的重大谬误不在于他谈到我们社会的种族主义。问题在于他的话似乎认为我们的社会是静止的；似乎从未取得任何进展；似乎这个国家 ── 一个使他所属群体的一名成员有可能竞选国家最高公职并促使白人与黑人、拉美裔与亚裔、富人与穷人、年轻人与老年人相互融汇的国家 ── 仍然无可救药地与悲惨的往事捆绑在一起。但我们了解的情况 ── 我们已看到的情况 ── 是，美国能够发生嬗变。这是这个国家特有的天赋。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为我们带来希望 ── 敢于希望的勇气 ── 争取我们明天能够和必须实现的目标。

 

在白人社区，改善联邦国家的道路意味着，需要承认美国非洲裔群体经历的痛苦不仅仅存在于黑人的心中；歧视的遗风 ── 以及目前发生的各种歧视事件，虽然不象过去那样明显 ── 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必须得到解决。不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需要付诸行动 ── 扶持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社区；加强执行民权法，保证我们刑事司法系统公正不倚；为这一代人架起以往历代人从未获得的机会的梯子。这要求所有的美国人认识到，你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必以牺牲我的理想为代价；注重黑人、黄种人和白人孩子的健康、福利和教育最终有助于全美国的繁荣。

 

最终需要的恰恰是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所要求的 ── 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我们也需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经书告诉我们，让我们成为我们弟兄的庇护人。让我们成为我们姐妹的庇护人。让我们寻求我们相互之间共同的利益，也让我们的政治生活体现这种精神。

 

我们的国家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接受滋生分裂、冲突和消极态度的政治。我们可以仅在发生引人瞩目的事件时谈论种族问题 ── 正如我们在OJ审判时所做的，或在悲剧发生之后，正如我们在"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灾后所做的 ── 或作为晚间新闻的谈资。我们可以每天在每一个频道播放赖特牧师的布道情景，从现在直到大选继续评头论足，并且在竞选中只提一个问题，即美国人民是否认为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或同情他那些最激烈的言辞。我们可以猛烈抨击希拉里(Hillary)一位支持者的某些失言之处，以此证明她在打种族牌，或者我们可以揣测，白人男子是否会在大选期间全体投向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不再考虑他提出的政策。

 

我们可以这样做。

 

不过，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我可以告诉大家，下次选举时，我们会谈论其他一些枝节性话题。于是就会有下一次，还会有再下一次。结果是一成不变。这是一种选择。或者，此时此刻，在这次选举期间，我们可以共同表示："这次决不再如此。"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衰败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剥夺了黑人和白人的孩子、亚裔和拉美裔的孩子、印第安人的孩子的前途。这一次，我们希望不再抱消极的态度，不再认为些孩子不会读书；不再认为这些外貌与我们不同的孩子是别人的问题。美国的孩子不应该如此，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在21世纪的经济中掉队。这次决不再如此。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在急诊室排队的病人中为什么都是没有医疗保险的白人、黑人和拉美裔；他们自身没有能力战胜华盛顿的特别利益集团，但如果我们携手努力，他们就能与之抗衡。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曾经给各种族的男男女女提供体面生活的工厂如今已被关闭，曾经属于各宗教、各地区和各行各业美国人的住房如今被迫出售。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真正的问题不是与你外貌不同的人会夺走你的工作；而是因为你服务的公司仅为了获得一份利润将你的工作转移到海外。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每一种肤色和信仰的男女军人在同一面令人引以为豪的旗子下共同效力、共同奋战、共同流血。我们要谈的是，如何使他们撤出这场根本不该得到授权而且根本不该进行的战争并返回家园。我们要谈的是，我们将如何关心他们及其家人，给予他们应得的福利，以此表达我们的爱国热忱。

 

如果我不真诚地相信，这就是广大美国人民对美国的期望，我就不会竞选总统。这个联邦国家或许永远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一代又一代人已经证明，情况总能得到改善。今天，每当我对这种可能性感到怀疑或抱态度消极时，给我带来最大希望的是下一代 ── 年青的一代，他们对变革的态度、信心和开放的胸怀已经使这次选举具有划时代意义。

 

我今天特别想为各位说一段故事 ── 我曾非常荣幸地在金博士(Dr. King)诞辰之日讲述过这一故事，地点是亚特兰大(Atlanta)金博士主持的"以便以谢"浸礼会(Ebenezer Baptist)教堂。

 

一位名叫阿什利·巴亚(Ashley Baia)的23岁白人年轻女子为我们组织南卡罗来纳州弗洛伦斯市(Florence, North Carolina)的竞选活动。自这次竞选开始以来，她始终在这个以美国非洲裔为主的社区组织活动。有一天她参加了一场圆桌讨论会，大家轮流讲述自己的情况以及他们为什么来参加讨论会。

 

阿什利说，她9岁那年，母亲得了癌症，有几天没有上班，为此遭到解雇，也失去了医疗保险。她们不得不申请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帮助母亲，阿什利决定必须做些什么。

 

她知道，食品是她们生活开支最大的项目之一。阿什利设法让母亲相信，她实在最喜欢和最想吃的是芥末调味三明治。因为，这是最省钱的吃法。

 

她这样维持了一年，直到她母亲情况好转；她向参加圆桌讨论会的人说，她参加我们竞选工作，原因是能够为美国其他数百万也愿意并且也需要帮助自己父母的儿童提供一些帮助。

 

现在的阿什利或许也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说不定有人曾对她说，她母亲遇到?些问题，其根源是依靠福利生活但懒惰不愿工作的黑人，或者是非法进入├└国的拉美裔。然而，她没有另做选择。她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反对不公正现象。

 

总之，阿什利说完自己的往事后，逐个问在座的人，他们为什么支持这次竞选。大家的经历和理由都不尽相同。许多人都谈到具体问题。最后，轮到一位老年黑人，老人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阿什利问他为什么来参加讨论会。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问题。他没有谈医疗保健或经济问题。他没有提教育，也没有提伊拉克战争。他没有说他来到这里是因为巴拉克·奥巴马。他只向在座的人说："我因阿什利而来。"

 

"我因阿什利而来"。就此话本身而言，这名白人女孩与这位老年黑人一瞬间的相互认同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不足以为病者提供医疗照顾，不足以为失业者提供工作，也不足以为我们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

 

但这是我们的起点。我们的联邦国家可以从此日益强盛。自一批爱国者在费城签署这份文件以来，无数世代的人们在这221年中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是走向完美的起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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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Father in heaven,

Hallowed be your name,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Forgive us our debts, as we also have forgiven our debtor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

For your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ever,

Amen.

——From Matthew, Holy Bible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就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摘自马太福音，新版中文圣经

 

 

同事咏红在拉萨骚乱后入藏采访所发回来的报道，最让人动容的莫过于藏族医生洛次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一名6岁汉族小孩的经历。

报道引述因保护小孩而被暴徒攻击，导致面部骨折的洛次说：“如果我把小孩丢下去，他肯定会被他们打死。”洛次至今依然不能明白，为什么他的同族人会采取这么极端的暴力行动。

这段故事使人联想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2006年反省多元文化主义的专著《认同与暴力》（Identity and Violence）。

森在书中指出，人类生命重要的意义在于负责任地理性思考并自由选择。但是，当人们对某一群体（如文化、宗教、种族）产生一种强烈的、排他的归属感时（他称之为“自我的缩影化”），不但扭曲人性，更会导致冲突和暴力。

洛次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时本能地展现他的人性，舍身保护垂危的6岁小孩。那一刻的洛次，可能出于医生的天职保护病人，可能出于父亲的本能维护孩子的安全，可能出于佛教徒爱护生命的教养。这些身份认同都超越了藏族与汉族的简单划分；而形成3月14日拉萨骚乱的深层原因，恰恰可能正是原始的族群认同。

与中国官方的说法相反，拉萨骚乱以及后续其他藏民区发生的暴动所揭露的问题，与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认同有极大的关系。

官方的委屈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中国政府历来对于西藏的经济投入数额庞大，对于藏区的建设也不遗余力；然而试图通过物质诱因收买（至少从不满现状的藏族观点而言）的做法，显然并无法满足或解决藏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吊诡的是，西藏近几年急速的经济发展可能正是拉萨骚乱的导火线。青藏铁路的开通提高了西藏的旅游效益，也带来了更多的繁荣；可是同时也给寻求改善生活的汉族贫农入藏提供方便。

重视精神生活的藏人与日益增加并长袖善舞的汉人杂居；清修的寺庙沦为吵杂的观光景点；经济开发强加于原有生态环境的负担；加上原始本能的民族宗教身份认同，无不都是西藏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肇因。

洛次不能明白为何他的族人会表现得如此极端暴戾，正好说明民族与宗教并没有完全构成他身份认同的全部。对于参加骚乱的藏民而言，用砍杀与活焚的极端残忍手段对付汉人和回民，在自我的缩影化的终极道德之下存在正当性。

在单一的身份认同底下，骚乱的藏民无法理性思考，也感觉到命运里别无选择。他们没有想到，在街上遭遇他们突然暴力的路人，在经济上或许与他们一样属于弱势群体；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争取更大自治权的理想，在政治上与广大13亿中国人追求更多民主权利的努力并无二致。

如果他们拥有丰富多元的身份认同，则骚乱时刻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其实应该都是休戚与共的自己人。

《认同与暴力》的副题是《命运的幻觉》，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着重叠的身份认同，并非仅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身份。对同一族群（认同）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全球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暴力的业障。唯有基于理性的选择，才可能主宰和改变命运。无论汉人藏人、中国人外国人，应作如是观。

——转载自新加坡《联合早报》